吕有勇教授接受专访 - 大学精神的积淀与传承

2019-06-06 求臻医学企宣

近日来到英伦三岛之一的苏格兰首府格拉斯哥市,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这里有世界百强名校,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简称“格大”,作为568年的英国老牌名校,始建于1451年,是全球最为古老的十所大学之一,学校的6000名教职人员中有4500多名专业研究人员,是一所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包括中国在内的120个国家的留学生在此就读,历年排名最高为世界第51名。

“格大”不仅拥有千年不倒的特色建筑,幽静的校园,更有科学精神与文化。大学的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息息相关。世界经济学之父、“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工业革命之父詹姆斯·瓦特,热力学之父开尔文,外科手术消毒技术创立者约瑟夫、李斯特等众多大师级人物,还包括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位英国首相和一批科学、法律、商业等领域的精英人才,在全球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当年巴斯德提出食物腐烂和机体炎症是由微小的生物导致的,从而创立了细菌学,但这一理论遭到包括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和病理学创始人威尔啸严厉的质疑,但李斯特将这一理念用于外科手术器件消毒,极大地降低了手术的感染率,推动了现代外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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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癌症基因组协作联盟(ICGC)第15届学术与工作会议暨ICGC第二期计划ICGC-ARGO研讨会在这里举行。三天的会议,有机会漫步在优雅的校园里,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着雄伟的建筑,青青的的绿草散发着清香,遥望波光粼粼的河水与蓝天白云,不由得回味和思考ICGC计划10年的发展历程。


十年前,我国从事肿瘤学和基因组学的团队以中国癌症基因组协作联盟(CCGC)的名义参加国际癌症基因组协作联盟(ICGC)研究项目。为了利用基因组技术解码生命和肿瘤的奥秘、为了肿瘤患者不再经受治疗不当或过度治疗,我国肿瘤和基因组领域的科学家携手启动了肿瘤基因组研究项目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过去10年的努力和艰难的历程表明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将基因组学的研究推向纵深,也将肿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并迎来了实现未来医学目标的新阶段:精准医学与健康管理;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其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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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焕明院士、吕有勇教授、薛红教授等参与

ICGC-ARGO研讨会


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肿瘤发生机制的认识可归纳为几个基本假说,基因突变、染色体易位、表观遗传修饰、干细胞起源和慢性非可控性炎症。在这些假说的驱动下,产出了200多万篇研究报告,其中基因点突变、扩增、缺失、甲基化的改变已得到比较多的实验证据,并研发出相应的分子靶向药物并用于肿瘤临床治疗。但是这些研究结论是建立在对少数基因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仅靠现有的知识不能真正揭示基因变异与肿瘤的关系,肿瘤生物学研究也是长期处于信息收集和知识积累阶段,盲人摸象的历史和现实不断重演。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肿瘤相关的某一类基因的突变,为肿瘤的起源及其发展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线索。然而到目前为止,仅有一小部分有意义的突变基因(SMG)初步得到确证,大部分低频突变的基因有何意义?并不了解;现有基因组测序和分析方法获得的知识也非常有限。而那些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基因变化还不十分清楚。因此,要回答基因突变与肿瘤生物学特性的关系这一科学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揭示整个基因组变异的规律,即分子解剖图谱。


到今天为止,ICGC团队已获得了25,000例癌症基因组变异的数据,发展了技术、形成了专业团队,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新的临床与科学问题。为了更好地集成我国肿瘤生物医学和基因组学领域的资源、人才和技术的优势,能够及时启动中国肿瘤基因组学协作研究并参与积极国际合作,10年前,在科技部高技术发展计划(86-3)等重大研究项目的资助下,我国从事基因组和肿瘤学的科学家借助参与ICGC合作研究的契机,组成了中国肿瘤基因组研究协作联盟(CCGC),通过这项全球化的国际协作研究,团结和调动中国肿瘤和基因组学领域科学家共同探索肿瘤奥秘的积极性,形成了专业化的研究团队,发展了标准化临床研究队列的建立、生物样本采集与质量控制体系、优化完善了数据分析技术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以及医学伦理法规实施等问题;CCGC在项目实施中按ICGC制定的技术标准、规范及规则开展工作,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保证国际和国内的协调一致,CCGC提交的数据位于ICGC所有参与国家的前三名。对全面提升我国研究团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数据的质量及学术水平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过去10年我国在基因组技术和肿瘤基因组研究中采用的高端仪器设备、关键试剂和分析方法基本依赖于美国;但今天这一局面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癌症基因组团队已具备资源、技术和人才的集成优势。虽然我们面临巨大的阻力和挑战,但过去10年艰辛的经历告诫我们:科学人才、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及坚持不懈的毅力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鉴往知来,科学发现和创新人才成长的基本条件是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和克服困难的精神。


爱因斯坦曾指出:“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在木板最薄的地方钻许多洞”这一观点提示,科学研究的学术和人文生态环境决定科学家群体的行为。癌症基因组科学中心地位的确立是不大可能发生在缺乏独立思考、只靠模仿或只会找木板最薄的地方钻洞的科学家群体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我们需要克服科学群体中对科学发展潮流“人云亦云、一知半解或不恰当的分歧与无休止的争论”的倾向,保障以基因组为辅助技术的精准医学这一新型学科的发展。应对以基因组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健康科学研究与医疗模式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肿瘤基因组, 分子分型与个体化治疗的临床应用研究需要新的策略和方法,即高度整合信息、资源和技术,要在源头上强化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要基于临床问题,要进行整体设计和科研工作运行过程的管理与协调。同时要充分发挥临床病理学和分子病理学在其中的桥梁作用,要积极推动医学适宜诊疗技术的普及和提高,要促进我国现代生物医药技术研究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和产业化及规模化。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视和推动生物医药监管科学(Regulatory science forbiologicals)的发展至关重要。常常有人拿一本厚厚的基因检测报告给我看,上面列出患者患多种癌症的风险,基本是用渐变的颜色表述的,难以找到确切的解释。


在本届ICGC-ARGO会议上,集中讨论的问题是针对患者的需求,基因组技术能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特别是如何获得系统、真实和共享的临床资料?这一领域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同时我们要科学地理解遗传与进化;代谢与发育与癌症的关系;理性面对基因、生命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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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的轨迹也提醒我们,反馈调节这一机制适合所有的事物,小到个人,大到团体和国家,要时刻注意历史的教训。CCGC过去几年的经历和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年轻的肿瘤基因组团队有太多的教训需要吸取,盲目发展、同质性竞争的问题非常突出。因为肿瘤基因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大量的研究是处于1到10、20 或N+X;如何实现99到100还面临更多的挑战。因此,承认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需要积淀与传承,勇敢地承认无知和不要惧怕置疑,坚持宣扬科学讨论的价值是我们对癌症和基因组科学健康发展暨对未来所负有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需要思考任何一个科学领域或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特别是要否定自己的研究结论或领域是十分艰难的,对它的否定几乎都来源于新型学科或边缘科学。有时因我们认识事务的局限性或得出错误的结论会导致该科学领域的长期停滞。因此,新型学科往往不是起源于这个科学体系内部,而是来源于这个体系的外部,当前的癌症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研究面临生物样本质量和临床诊疗数据真实性与共享的挑战。当下,我们需要多吸取全世界优势学科与团队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作风及促进科学发展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克服固步自封的惰性,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的1905年曾呼吁:“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世界了”,这是我们面对未来应有的态度与责任。